二、学理建构与道德实践

  小波的作品与一般所谓“反乌托邦文学”一样,基于自由主义、尤其是英美低调自由主义(或曰“消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道义、责任、理想等等持谨慎态度,尤其对整体以“道德理想主义”名义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是高度警惕的。与当前文坛上一些“道德”说教者相比,小波经常使用“低调话语”发言。如对“我为什么要写作”之问,小波便借某登山家的话“因为山在那里”作答,声明他是凭兴趣写作,而不是为了什么经国济世的使命感。他非常强调那种无任何实用动机(包括“高尚的”动机)的纯粹爱智求真精神,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写作,便被看作是这样的纯粹寻智行为。

  然而实际上,小波作品中的使命感还是很强的,甚至不妨说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中使命感或责任感最强的人之一。当某些欺世惑众的怪论流行于坊间时,知识界不少人固然不满,但却囿于“清高”而“不屑于”与“傻子”争辩。正如小波所说:“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事实上,翻开《我的精神家园》就会看到,近年来对文坛世情国运民风,凡事关重大者,必有小波的声音发出。在我们这乍暖还寒、气候多变的环境下真是大音稀声,弥足珍贵。而在发出这些声音时,小波所“不容顾及”的,有时岂止是“自身的清白”(应当说是清高)而已!

  在我们这个文坛,蛮者指鹿为马而人畏其势,已有历年矣;“傻”者指黑为白而人忌其痞,却是近来新事。更有甚者,如今往往是蛮傻结合,叫你既畏其势,又忌其痞。“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妇女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于是不肯“装傻”也就要有很大的道德勇气。

  在如今那些自由已盛行了若干世纪的国度,“自由主义”经过一代代学人在太平岁月里殚精竭虑的不断建构,已经成了一座复杂精致的逻辑大厦,不是那些学术殿堂外的芸芸众生所能轻易读懂的。然而老实说,自由主义的基本道理本是基于一些最浅显的人间常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各民族各文化都有的道理,若真能履践,便可推出全部自由主义规则。“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一句话,为什么古往今来,能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社会是如此之少呢?

  问题恐怕不在于什么“文化基因”的不同,也不在于“学理”资源的匮乏,而在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消极自由主义有个要命的悖论:它一旦实现,是可以成功运转的,而且其生命力比人们预期的更强;然而它本身却难以使自己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它又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因为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更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鲁迅讲的那种吃“人血馒头”的悲剧:某人为自由而付出牺牲,而享受了自由的人们非但不感谢,还回朝他泼脏水。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蛮傻结合”的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谢泳先生曾指出:“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2]应该就是指此而言。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精致的贡献,甚至讲的话还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规范,然而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无与伦比。究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蛮傻之风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不容顾及自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 小波的身上的确也具有这种精神。他最见不得的便是专横和“装傻”。他对古今专横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抨击,对那些不傻装傻、哗众取宠、一面以“说不”显示其“忽然爱国”,一面又大骂同胞们为“太平犬”并公然在“胡曼莱茨公园”树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禁牌的人予以一针见血的讥讽;但对并不专横者,包括与他并非同路者,小波则是十分随和与宽容的。如王朔,其为自由知识界所厌正如小波为知识界所敬,但小波却很为王朔说过公道话,对“文化批评热里王朔被臭骂”一事表示不赞同。小波的杂文堪称笔锋犀利,但除对一些“蛮傻”者外一般都对事不对人,绝无“通打落水狗”的架势;小波的文章有正义之声,但却从不以教主自许。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而这些事说穿了无非一是拒绝专横,二是宽容待事,有前者无后者就成了霍梅尼,有后者无前者便成了犬儒,这两种人这我们这里都不缺(甚至有些过剩),但两者都做到的实在不多,小波就是这不多中的一个。所以小波也许并非理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在中国自由知识界成长史上的地位仍是无可置疑的。就个人生存状态而言,小波作为“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不仅在形式上既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也失去了体制的“庇护”,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且在实质上也保持了既不媚上也不媚俗的自由思想者地位。而后者并不是很多自由撰稿人所能做到的。从社会立场而言,他坚持的反对专横与宽容待世这两个原则,与他在文字上对自由主义的表达一样具有逻辑的一贯性,而这也不是很多符号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所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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