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葛兆光

  在考古不再仅仅是田野发掘、文物不再仅仅是金石赏玩的20世纪,考古与文物就不断进入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视野。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自此以后,取地下的考古材料与文献对证,用域外的文献与传统的文献比较,用人类学调查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的结果对照,几乎已经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其中70年代以来的出土简帛文献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年)、马王堆帛书(1973年)、定县八角廊汉简(1973年)、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年)、张家山汉简(1983年)、尹湾汉简(1993年),以及最近发现正陆续公布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战国竹简(注:关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竹简,可以参看郑重《上博看楚简》,《文汇报》1999年1月14日。据称,除了《缁衣》、《易经》、《孔子闲居》等外,还有《彭祖》、《恒先》、《四帝二王》等80余种早已亡佚的古籍,这将对思想史有更重要的影响。),更是几乎改写了整个上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长沙走马楼发现的吴简集中为嘉禾年间(232~238年)长沙郡的资料,包括户籍簿、名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注:参见《长沙出土大批三国吴纪年简牍》,《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5日;胡平生、宋少华《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月14日;长沙市文物工作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5期;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将对下一世纪初新思路中的区域史、城市史、制度史、生活史研究发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将间接地影响到思想史,因为思想史也需要重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以理解和判断思想的语境(context)。

  毫无疑问,在思想史上,本世纪的考古发现最直接的影响当属古书的再发现与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70年代以来的这些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思想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刺激的资源。比如,由于发现了七十子与儒家历史的新资料,从孔子到荀孟之间的缺略有可能填补了;很多古代儒者的言论被发现,使得原来以为产生很晚的思想,发现了它更早的源头;古道家的整体面目由于《黄帝书》即《老子乙本后附古佚书》以及《太一生水》等文献的发现,有可能还原了;类似《hé@①冠子》、《尉缭子》、《文子》这样的古书被重新确认,使得先秦思想风景越发地丰富起来(注: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载《读书》1995年11期,北京。);在这些发现的启迪下,有人指出,这使我们可能对现存的古书进行一次重新排队,在时间上重拟一个古代知识的系谱;也有人指出,古代文献的书写习惯,有抄撮、改编、精选,不可轻易地将某一书确凿定于某人撰于某个时间。因此古代思想史文献的年代可以适当宽延,这样,给了思想史使用文献的一定自由空间(注:参见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同时,它也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上古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连续性意义,尽管雅斯培斯(K.Jaspers)的“轴心时代”理论,指出了西方思想史在早期曾经有过重要的“蜕变”,福科(M.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也强调历史中的“断裂”。但是,中国学者还是根据这些发现,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世、近世知识的连续性,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也许这正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征。考古发现的文献说明,古代中国的知识系谱实际上可以描述为一个绵延滋生的过程,很多思想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与资料来源,只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很多过去垄断的神秘知识被传播成为公开的“道理”,过去专业的知识垄断者变成了后来的“士”,过去那些被尊崇的原则被故事化。国家和文明的巨大权力,日益使一些知识和思想成为中心,使一些知识与思想成了边缘,于是就成了现在看到的思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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