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使思想史依然恪守传统的写法,那些现在已经相当多地被使用和关注的《周易》、《老子》、《文子》、《孙膑兵法》等等出土简帛,仍旧会被使用和关注,它也仍然会使思想史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境。比如,关于道家,原本《老子》中相当关键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否真的表现着道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的激进主义姿态?它是否应当如郭店楚简《老子》一样,只是表达对“智(知)”、“卞(辩)”、“@②(伪)”、“@③(诈)”这类行为的厌恶(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之《老子(甲本)释文注释》,第111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有人认为“@②”当作“为”、 “@③”当作“作”,参看庞朴《古墓新知》,《读书》1998年9期,5页。也有人认为“@②”就是“义”、“@③”就是“仁”,与帛书本同,参见邢文、李缙云《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引高明语,《文物》1998年第9期。)?又比如,最近关于郭店楚简本几种儒书的讨论,就说明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分类谱系和章节分配,这些出土文献依然可以研究出相当深刻的思想史问题,补充相当多、也是相当丰富的历史细节。一直扑朔迷离的儒家思孟一系,就由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发现,得到一个极大的进境(注:比如庞朴对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的研究,就指出了过去一直不能确解的,《荀子》关于子思、孟轲“案往造旧说,谓之五行”的批评的真实意义,见《思孟五行新考》,《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又,《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而郭店楚简中的《五行》再一次确证了这一研究的可靠性(注:邢文《楚简五行试论》,《文物》1998年第10期。),而郭店楚简中的这些儒书,则被学者推定,有可能是《子思子》的佚籍,于是,不仅思孟一系的历史渐渐清晰,而且过去一直在讨论的儒家性命之学的起源和变化,也有了深入研究的依据(注: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郭沂《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不过,最近思想史写法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更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因为思想史研究已经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注:参看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些变化的发生原因,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正是得益于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的刺激。考古发现的大量数术方技文献,促进了对于古代中国一般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思想史的注意焦点。众所周知的是,《汉书·艺文志》把所有的知识分为六类,是那个时候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实况,但是通常思想史却只注意前三类,而忽略后三类,可是出土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数术”与“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据的阴阳五行的技术操作方法,与古代中国人对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观念有关;医药学中的很多知识,也与古代中国人的感觉体验有关;而天象地理之学,更是古代中国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很多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宗教、生活与文学中的观念,常常是由这些知识,经过“隐喻”、“象征”和“转义”衍生或挪移而来的,不从考古发现中采撷和解释这些看似“形而下”的知识,就不能真的理解经典文本上那些“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史的这些转型,也得益于思想史理论视野的转变。年鉴学派的一些观念如注意“长时段”的历史描述、注意社会生活史的现场重构,福科关于知识系谱的考古学方法,以及他关于医疗、监狱、精神病院、性的个案研究对于知识史的透视,都使得思想史的视角和写法有了改变。没有这种根本的改变,不仅这些考古发现的资料会失之交臂,就是注意到这些资料的意义,也很难把它恰如其分地纳入历史叙述中。比如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中,这些既不能算经典,也不是直接表达思想的知识,应该如何安置在叙述中,实在是很为难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可以改变思想史的写法,使思想中更加注重知识背景的考掘和一般思想的叙述,那么,像子弹库楚帛书、马王堆帛书中的《合阴阳》、《导引图》之类养生房中医方知识、睡虎地《日书》之类宜忌知识、郭店楚简《语丛》之类丛钞的实用取向,张家山《脉书》和《引书》中关于人身体的认识,其实都可以解释出相当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因为,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之所以能够从地窖到阁楼,从纯粹意义上的考古成就到成为思想史叙述的新资源,从思想史的视野之外进入思想史的视野之内,其实还需要一个由思想史家完成的采撷和阐释的过程。所谓采撷的过程,不是指的它被思想史使用,而是说它何以成了思想史使用的资料。所谓阐释的过程,并不是指的考释、隶定和叙述它的字面意思,而是说它如何被当做思想史的一个环节,在思想史的语境中解释出它的历史意味。所以,思想史只有按照一种新的认知和观察的角度,才有可能把那些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思想现象吸纳到自己的视野中来,组织到自己的叙述中去。这种新的认知、观察和写作,才是思想史的真正改变, 才可以说思想史在重新构想(reconceptualizing)和重新改写(re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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