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把现存古书与新发现的简帛对应起来,重新认识和诠释经典思想的内容;即使是把久已亡佚的古书再放进思想史视野,使思想史丰富起来;即使是把方技数术等一般思想史的资料纳入思想史的范围,使思想史的知识背景凸显;即使是把直到晚近的各种文物资料也纳入思想史关注的范围,对于考古与文物,我心里还是有一点隐约的不满足。这是因为考古与文物本身虽然并不局限文字书写的简帛古籍书画,但是关注考古发现和思想史关系的人仍然把自己的焦距过多地集中在了有文字的资料,至于考古发现中没有文字的其他资料,对于思想史来说,却始终远远没有产生那种震撼的意义。因此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在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有文字的毕竟是少数,大量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的考古成就与文物资料如何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

其实,无文字的文物并不等于无意义的文物,任何经由人工的文物本身就携带了人的想法,从无文字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中重建思想话语,恰恰是思想史家的责任。卡西尔曾经说到,历史家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历史话语的重建:“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文献和遗迹——不是把它们仅仅当作过去的死东西,而是看作来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说话,然而,这些信息的符号内容并不是直接可观察的,使它们开口说话并使我们理解它们的语言的正是语言学家、语文文献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的这些零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支梢末节融合在一起,综合起来浇铸成新的样态”(注:卡西尔《人论》第十章《历史》,甘阳中译本,第224~2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这本来是每一个历史学者的任务。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越来越注意无文字的资料在思想史上的使用(注:俞伟超已经指出,“把考古学研究或文物研究的目的视为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看法,从五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的文物考古学界中一度占有统治地位”,所以他反复强调,考古学研究中也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这就与思想史很接近了。参见前引《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以及《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载《考古学是什么》第137~142页。),也已经有很多好的研究范例。如张光直对于玉琮和青铜器动物纹样的研究,就指出其中有古代通天地的知识与维护统治权力的思想(注:见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国青铜时代》,第313~342页,三联书店,1983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载《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67~81页、102~114页,三联书店,1990年。又,《考古学专题六讲》第95~9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1992年。),如俞伟超对于随葬鼎数变化的研究,就显示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历史。此外,比如最近对于濮阳蚌堆龙虎、含山凌家滩玉片、曾侯乙墓漆箱星图、子弹库帛书十二神像以及汉代铜镜式样、画像石(砖),南北朝佛教造像、道教的投简和符图,唐宋墓室的绘画、宋元戏曲的舞台遗迹、民间年画的研究,都已经有相当多的解释。这些阐释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超出纯粹图像的意义而进入了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注:其实,当人们把思想史的视野扩大到更宽的范围,那些“象征、符号、建筑、器具以及半文献性的材料,如歌谣、咒语和图片等等,也将成为研究过去社会的重要史料”,比如清末的《点石斋画报》,参看康无为(Havold Kohn )《画中有话:点石斋画报与大众文化形成之前的历史》(Drawing Conclusions: Illustration and the Pre-history of mass culture),载《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其实,我们知道,空间的问题常常可以转换成时间的问题来思考,空间的格局也常常支配着思想的框架。像从殷周考古发现的古墓葬结构到汉唐考古发现的皇宫与长安遗址,以及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当代的中央都市建筑,从亚形演变到以南北为中轴、两翼平行展开、布局非常整齐的格局,是否都有古代中国对于天地之象的视觉印象,而这种视觉印象是否由于“奉天承运”而成为古代中国相当多的政治观念的依据?同样,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已经有人指出,在唐代以后的大量山水画中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思想史资料,像过去就有人指出中国山水画中人物的渺小和山水的凸显,色彩的退隐和水墨的盛行,背后都有观念的因素。而墓室壁画中日常生活场景在宋代明显增多,则反映了人们生活世界重心的变化,以及都市化与文明化的扩张,而唐宋人物画卷中地位悬隔的人物的比例大小与位置差异、明清的政治与宗族性人物画的正面端坐布局,也有绘画者对不同阶级人物的价值判断和敬畏心理。顺便可以说到的是,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曾经以绘画为例讨论过明清文人的业余精神,他说这种热衷于绘画的文人在这里倾注了更多兴趣,恰恰是与“商业”、“法律”、“科学”、“实用”之类的精神相对的业余精神。于是,在这里实际就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问题,虽然他的研究资料中,并不真的是用图像性的绘画,而是更多使用的是文字性的绘画史文献(注:列文森《从绘画看明代及清初社会的文人业余精神》,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用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作思想史资料的例子。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大约很少有人去关心地图,但是却有人关注古代中国的“天下”、“九州”、“中国”、“世界”和“列国”的概念,他们从传世的文献如《诗经》、《史记》,一直到《海国图志》等等文献中,找到古代从邹衍到魏源等等关于世界、中国的种种观念加以分析,描述了古代中国关于世界观念的变化。可是,最直接反映中国人这种空间政治观念的地图,却很少有人使用(注:但是,研究地图的学者也很少关心它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如姜道章在《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这篇相当仔细的综述中,也没有提到对中国古地图的思想史研究,《汉学研究通讯》十七卷第二期,台北,1998年。而日本学者在关于中国古地图的研究中,虽然涉及了这一问题,如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第203页,讲谈社,1974年,1994年。 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ツチ系世界图——主とつて新史料の检讨),载《新发现中国科学史资料の研究(论考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但是,都没有深入追究。倒是在事关日本历史时,却讨论了一些可以算是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如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东方学报》四十一册,京都,1970年。)。其实,在各种曾经命名为“海内”、“华夷”、“朝贡”、“禹贡”、“万国”、“世界”的地图名称的改变,和现存的各种标志着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下”范围的地图的大小变化、位置挪移和方位改动中。很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中的“世界”是如何从一隅渐渐扩大,而“中国”如何从笼罩天下缩小到万国中的一国,自己所在的地域位置是如何从中心向边缘移动,而“四夷”如何从依附在中国衣襟边缘的琐缀变成了雄踞四周的国家(注:有趣的是,在中国最早可以反映非中国中心的地图中,佛教的地图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佛祖统纪》中,佛教徒志磐所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等三幅,就构造了由三个中心组合的世界,但是,这种地图的格局却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被主流地图绘制者接受,从这背后,是否也可以看到异域文明在中国的命运?参见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载《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其实,关于地图的话题还可以说到很多,比如古代的上南下北,何以变成了上北下南?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何以还要把大明国放在中心?而明代上起皇室下到文人为何并不对“把中国画得如此小”而愤怒?明清海防图为什么总是将陆地画在上而海洋画在下?正像有人说的,“每一个人类共同体都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其实,每一个时代也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在“世界地图”这个图像下面,潜藏着相当多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以及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思想史内容(注:更进一步说,如果用福科的思路,那么,“领土”、“区域”、“移动”不仅是地理学概念,而且是法律、经济和政治概念,他说,在这些“领土”、“区域”、“移动”等等地理学处理的概念下,“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权力的眼睛》,中译本2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因为,空间性的地图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历史上的各种地图的变化又构成了观念的变化,而当它的绘制方式一旦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那么,它的合理性又将以常识支配着人们的习惯。人们将会通过地图上设定的空间确立自己对“国家”和“历史”的认同,并划分“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差异(注:比如说都市与乡村、首都人与外省人、中原与边地、沿海与内地、上只角与下只角、江南与江北等等,这些地理概念表面上只是方位的指示,但实际上又隐含着文明、经济、政治上的价值等级区分。因此现在的地理学研究也发生了变化,它的三个维度是历史、空间和社会。)。所以,如果地图也成了思想史的重要材料,那么,在各个文物收藏部门中的各种地图,将不再仅仅是一种被收藏的“文物”,它的“价值”也不再仅仅是由于它的年代(注:其实这一思路,其启迪一半来自文物收藏,有一次,参观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地图,在那幅巨大的地图面前,我想到的恰恰不是它的文物价值,而是它对思想史的另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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