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

李林荣

  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由上层建筑层面向经济基础层面的转移,作为上层建筑部门之一的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空间里所居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应,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实践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具体地讲,文学不再是能够直接表述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也就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履行国家意识形态职能的权威性的社会文化话语。当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仍需为自己的写作活动担负必要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责任已经与在其他行业领域谋生的社会成员所担负的职业道德责任没有质的差别。更进一步讲,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写作活动,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空间里,主要是作为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述方式被容纳和被接受的。表面看来,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与1920年代末期之前十几年间的社会文化氛围颇有些相似。然而更深入的观察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两种遥隔70余年的社会文化氛围之间的相似性,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思想形态的基础之上的。

  1920年代末期之前十几年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结构塌陷、思想失范的社会。面对因外来强势文化的持续冲击而敞开的世界文化图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坠入了自我和社会双重认同危机的深渊。换言之,那是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身心状态和自己的生存境遇失去了理性把握能力的时代。尽管当时有大批强硬的顽固保守分子坚持捍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但由于最集中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力量的中国传统型的国家政治架构1已经彻底崩溃,并且在此之前已经陷于长期瘫痪状态,所以顽固保守分子的国粹主义立场,本质上仅仅是一种空虚无靠的精神姿态,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制约力。当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文化力量从社会意识层面上积聚起来,一边对传统文化展开渐趋猛烈的批判,一边又越来越积极地利用外来文化资源对现实社会文化形态进行价值重估时,顽固保守分子们除了在一定范围内制造出有限度的舆论压力之外,完全不可能调动起对抗性更强、威慑力更大的国家政治因素,向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文化力量实施立竿见影的反击或钳制。这种状况直到1920年代中期以后才因着北方和南方陆续出现了较为强有力的政权集团而告终结。

  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间的中国社会则是一个在结构层面和功能层面成功地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自我调整措施,最终使社会内部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稳固也更加富有弹性的社会。原先在国家政治文化系统内处于中心位置的上层建筑,虽然不再作为社会文化空间中最活跃的层面而令人瞩目,但它远非一个丧失了社会文化支配权的从属性的社会文化层面;恰恰相反,在带动和保障经济基础层面的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它支配社会文化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及丰富。正如一些论者后来所指出那样,1992年前后中国社会里出现了一种将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化的思潮。2面对这种思潮,文学界最初的反应是被动而机械的。继一部分作家吵吵嚷嚷地"下海"3之后,大批与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性质完全不同的,以迎合企业、商贸、金融、甚至行政领域的宣传需要为目的的所谓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从创作层面悄悄冒了出来,而在理论层面上,则掀起了一波讨论文学作品的商品价值和作家的市场角色定位的声浪;与此同时,整个文学系统不由分说地被所谓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风尚所裹挟,转眼之间,中国文坛上便插满了形形色色的文学与实业联姻联谊的旗幡,乐于慷慨解囊赞助文学活动和文学报刊的实业家们不仅开始频频以文学家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在文学界的各种聚会上,而且还进一步在受其赞助的文学报刊上占得了一块又一块抛头露脸的固定版面。但事实上,有资格赞助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并且有资格在全国性的文学报刊上扬名的实业家,多为国家大型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换句话说,他们个人的名字和形象仅仅是作为国家经济组织的临时代码而得以通过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报刊亮相的。很显然,这样一类并不以个人形态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为背景的外部因素的介入,根本不可能给文学系统带来任何对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有影响的个人意识。相对于文学界与实业界联姻联谊或实业家赞助文学活动等生硬僵化的方式,一个运作灵活的书刊出版体制能够更深入更自然地把文化市场对文学创作实践的调节作用贯彻到位。今天回望1990年代中期,不能不承认,当时把文学系统步步纵深地推向市场的力量,最主要地是来自图书出版业而非赞助了文学活动的其他各类企业单位。

  但1990年代的中国出版业和图书市场始终并不完全是按照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需求来推动文学系统的。就在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一种未经严格论证的所谓全球化的认知逻辑被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移植到了中国社会文化空间内。全球化逻辑的先声是所谓后现代观念。在其原生语境中,后现代观念与全球化逻辑并无直接关联,但在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内,后现代观念却尽了为全球化逻辑鸣锣开道的义务,--许多对后现代观念望而却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到全球化逻辑相形之下显得温和沉稳,富有中庸色彩,因而比较值得信赖。无须讳言,在分析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空间内的不少局部问题时,全球化逻辑和后现代观念均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观照角度,但这远不足以弥合生成全球化逻辑和后现代观念的西方社会文化形态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形态之间存在的断层。只要这样的断层不消除,就永远不能在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现象和问题与西方社会文化内部的现象和问题之间建立直接的类比关系或相互阐释关系。就其本质而言,中西两种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断层绝不仅仅是现实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文化整个系统的运行惯性所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中国现当代史其实就是中国人为了克服时时逼近的群体生存危机而被迫同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所具有的运行惯性不断作斗争的过程。事实证明,一旦这个过程陷于停顿,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态势就很快会显露出循环或倒退的迹象,中国社会文化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也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形态所承受的环境威胁也就越发严重。

  1990年代以前的近百年间,出于对闭关锁国和狭隘民族主义政策祸害的深切体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只担心自己的眼界不够开阔,意识不够前卫。能否及时地了解西方社会文化中最新潮的学说和思想,几乎成了衡量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先进的最重要的尺度。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经济市场的扩大开放同步,国家文化市场的开放幅度也显著加大;就大部分领域而言,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新学说和新思想经由不同的渠道差不多已经可以在其产生的第一时间内就传入中国学界。这时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如何在在外来思潮当中作出有现实针对性的选择,实际上成了与能否及时了解外国最新学说、最新思想同等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学术话语在中国社会文化空间内的流行节拍和流行内容还是亦步亦趋地与西方保持着盲目的一致。在这种盲目追随西方的学术话语潮流之中,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渐渐隐没了下去,而一个与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空间具有无限可比性和相关性的虚拟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却日益清晰地矗立了起来。19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作家们,主要是从出版业和图书市场方面的信息反馈中感受到这个虚拟社会文化空间的存在的;而19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理论家们,则大都攀缘着全球化或后现代之类的西方话语,自觉地参与了这个虚拟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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